中国出现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既有基本经济规律的原因，也有转型期“中国特色”的原因。从基本经济规律方面看，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都会面临经济周期的变化和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就会出现周期性或结构性的供需不平衡。虽然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并不见得具有完全相同的内涵，前者更多地强调潜在的生产能力，而后者则更加关注现实的市场供给，但本轮产能过剩毫无疑问与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调整的大背景直接相关。

产能过剩问题虽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但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有深刻的发展阶段和体制机制原因，具有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在生产经营、兼并重组的过程中需要面临层层审批，从而使得不少企业将获得 “政府同意”作为具有“市场前景”的替代，出现了不少非理性的投资，并导致了产能过剩的加剧。另外，我国的财税体制、官员考核评价体制及其衍生的地方政府竞争等都很容易导致过度投资。

化解产能过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市场角度来说，应该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比如，资源、要素价格的形成应该遵循市场化机制。过去和现在市场上存在许多追求短期经济目标的“套利型”企业，这些企业投资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希望从项目本身获得收益，而是希望通过投资项目获得土地、矿产等资源以及这些资源未来的升值空间，还有政府的各种财政补贴和税收返还。下一步如果能够使公共资源的配置更加市场化，那么就会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使优秀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稀缺资源，减少那些套利的企业获得稀缺资源的机会。

从政府角度来说，主要的定位应该是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提供必要的政策引导和公共服务，而不应该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到市场活动中去，这一点对于化解产能过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从企业角度来说，随着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企业的发展应该越来越理性，应该摈弃过去那种“机会主义”的发展理念，应该将其生产经营的重心转向能够真正为企业发展创造核心竞争力的方面，比如研发创新、产品结构调整以及商业模式的改善等。这些方面对于企业来说，早做比迟做好。同时，企业的这种做法也有利于产能过剩的化解。

当前，国家已经出台的化解产能过剩政策主要立足于 “四个一批”，但现行政策仍然存在“出台的政策不完善，完善的政策不落实，落实的政策不公平”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消化一批”政策最受期待，但鼓励不同产业的政策重点和方向应该有所区别；“转移一批”更多的是解决企业未来发展问题，对国内当前存量过剩产能的化解作用有限；“整合一批”需要突破政府干预和所有制限制；“淘汰一批”的标准不高，执行不严。所以，未来化解产能过剩需要对相关政策进一步细化完善。

需要强调的是，化解产能过剩的短期目标不能代替长效机制的建设。从根本上讲，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每个产业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都能够形成持续的转型升级的能力。

当前，政府之所以高度关注产能过剩问题并提出了短期目标，实际上主要是从防范经济风险的角度考虑的。现在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过去相比相对低一些，这就会使很多潜在的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所以，很多经济风险必须要有预见性并提前化解。

产能过剩的风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目前存在产能过剩进一步发展并且集中爆发的风险。由于前几年的大规模投资使许多行业产能仍快速增长，而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更高的阶段，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工业，许多重化工行业发展的峰值即将临近。所以，如果不能超前地对过剩产能进行化解，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那么若干年后可能会使这一矛盾进一步扩展，导致问题集中爆发和经济“硬着陆”风险。其次，产能过剩持续可能导致企业之间恶性竞争，效益下降，甚至出现大规模破产的经济社会风险。第三，产能过剩会导致风险的积聚以及市场秩序的恶化。在一定意义上，产能过剩就是“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就会形成巨大的系统性风险，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然而，我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并没有认识到化解产能过剩的紧迫性，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认为，当地的一些产能过剩行业中的企业还有盈利，所以，没有必要将产能过剩的化解提到更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去。在此，我希望这些政府和企业必须从潜在风险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而不能仅仅是从当前生产和经营的角度来看。否则，我们可能会失去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时机。

作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四川大学中国科技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赵昌文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2014年0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