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论文节选

1引言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国有企业效益改善的原因，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肯定性的观点认为，改革改善了国有企业效益（王勇，2012；《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2012、2013）。批评性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Li et al.，2012）、低要素成本（世界银行，2012）和外部的宏观经济景气提升，特别是重化工业景气周期（张文魁，2013）带来了国有企业效益改善。因此，争议集中在一段时期以来国有企业绩效改善的原因是什么，是改革、垄断抑或行业周期。

当前，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正确认识已经发生的改革及其成效，对深化认识改革的路径、重点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解决存在的争议需要基于大规模数据样本的实证分析，以此来准确识别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和具体效果。然而，以往文献或者分析各种因素对国有企业某些绩效的影响，或者探讨某些因素对国有企业各种绩效的影响，都没有全面系统地考察改革、垄断和行业周期等各种因素对国有企业各种绩效的影响，也没有系统地量化研究这些因素在影响国有企业各种绩效时的相对重要性。这一方面造成了学术讨论中一些各执一词的无谓争论，另一方面也干扰了政策制定者对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主要方向的把握。

本文详细阐述了改革、垄断和行业周期等各种因素对中国国有企业各种绩效的影响，并量化分析了这些因素在解释国有企业各种绩效时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弥补了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首先总结之前的研究，从生产效率指标和财务效益指标两个维度度量国有企业的绩效，每一维度下又分别包括四个具体指标，共计八个绩效指标；同时针对当前国有企业争论的焦点问题，提炼出了影响国有企业绩效的三个主要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垄断和行业周期，每个方面的因素又采取多个指标来反映；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采用Shapley and Owen拟合优度分解（Shapley and Owen Decomposition of R-squared）方法（Huettner &Sunder，2012），将各个因素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分解，得到了这些影响的相对大小。

实证结果显示，改革对国有企业绩效提升有促进作用，垄断和行业周期景气对国有企业绩效也有较大影响。从因素分解的结果看，对于国有企业效率的影响，改革占6.8%，垄断占7%，行业周期占44.45%；对于国有企业财务业绩的影响，改革占19.87%，垄断占4.21%，行业周期占18.85%。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阐述了国有企业绩效分析的理论框架，第三部分介绍了主要测量指标，第四部分给出了数据样本与统计结果，第五部分讨论了模型设定并报告了实证结果，第六部分给出了因素分解的方法与结果，第七部分是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2理论框架与主要解释变量

当前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中，一个始终绕不开的问题是，如何解释1998-2007年的国有企业绩效的大幅提升。应该说，此期间同时发生了很多影响国有企业绩效的重要事件。第一，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国有企业改革，大量国有企业被“关、停、并、转”，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国有企业在总体经济中的份额大幅减少，对企业领导人和员工实行多种管理上的改革与激励机制。第二，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对内放松管制，允许个体、私营以及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对外扩大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降低关税，降低外资进入壁垒标准，增强了经济活力，也对国有企业造成巨大竞争压力。第三，中国经历了一个长达十几年的，以大规模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周期，许多深处重工业化的国有企业在这一周期中自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可是，这些事件对国有企业绩效到底有无影响以及有多大的影响？对此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提升我们对国有企业绩效改善原因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对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新困难的先验判断，并对进一步的国有企业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此，我们从理论上将这些影响分为改革、垄断和行业周期三大类因素，作为主要分析对象。

2.1改革因素

过去十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主要集中在产权和管理制度两个方面，本文主要采用三个指标来反映这两个方面的改革。

产权：国有企业的国有产权一直被“产权论”的学者所诟病（Kornai，1992；Shleifer & Vishny，1994），并将国有企业绩效差归因于其国有产权性质及所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政策性负担或软预算约束。国有股权比重越大的国有企业绩效会更差（刘小玄，2003；刘小玄，2004；胡一帆等，2006；白重恩等，2006；杨记军等，2010）。我们使用企业中的国有股权比重来刻画产权情况。

中央企业：通常中央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如全国范围内更多的市场准入、专营权、进口配额等优惠政策，乃至更多的政府主导的兼并重组机会等。所以，中央企业理应有更好的绩效。另外，也有研究表明，中央企业的集团控股可能通过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而获得绩效改善(武常岐、钱婷，2011)。我们使用国有企业是否隶属于中央政府的虚拟变量来体现中央企业信息。

劳动力成本：已有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倾向于雇佣更多劳动力(曾庆生、陈信元，2006)，并且支付更高的报酬(陆正飞等，2012)。但是，这种高工资与高福利到底会不会改善国有企业绩效，却没有定论。尽管高工资和高福利能够为国有企业员工提供更强的经济激励，但是如果这种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联度较低，特别是考虑到国有企业的工资、福利制度的市场化水平低于其他类型企业，甚至存在着工资和福利过高的现象，那么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反而可能会损害国有企业绩效。我们使用国有企业工资与福利之和与其增加值之比来测量劳动力成本。

2.2垄断因素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政府对市场管制的不断放松，以及中国对外开放规模与程度不断加深，国有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压力。同时，部分行业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市场准入限制与管制。有学者将国有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效率提升归功于市场竞争(Li，1997)，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发现市场竞争会降低各种企业的绩效(Zhang et al.，2001)。最近，很多研究都将国有企业的成功归因于其处于垄断行业或者占据了垄断地位(刘小玄，2003；刘瑞明、石磊，2011)。我们使用行业集中度来测量国有企业所属行业的垄断程度，并且用企业所占市场份额测量国有企业在其所属行业中的市场地位，通过以上两个变量来考察国内市场竞争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

对外开放一方面给国有企业带来新的市场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我们使用四个指标测量国有企业面临的外部竞争，分别是国有企业所在行业的进口竞争、国有企业进口比例、国有企业出口以及国有企业所在行业的外资竞争情况。

进口竞争:已有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的效率有提升作用(余淼杰，2010)。但是，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受到了进口产品的挤压，市场占有率会下降，相应的生产规模与定价能力也会下降，所以会表现出较差的绩效。我们使用进口渗透率，即国有企业所在行业的产品进口额占行业销售额的百分比来测量进口给国有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

参与进口:有研究发现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进口行为有助于提升绩效(陈勇兵等，2012)。部分国有企业也有进口行为，从逻辑上讲进口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我们使用国有企业进口额与总资产之比来测量国有企业参与进口的程度。

参与出口:部分国有企业也参与了出口。根据最新贸易理论研究的结论（Melitz，2003）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Bernard &Jensen，1999、2004；Wag-ner，2007、2011），出口企业的效率应该比非出口企业更高，但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反而比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低(李春顶等，2009、2010;Lu，2010;Lu&Tao2010)。国有企业是否也是如此?出口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如何?我们使用国有企业出口额占全部销售额之比来测量国有企业参与出口的程度。

外资企业竞争：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会有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方面，正向的外溢效应，也就是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有助于提升本地企业的绩效；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也会直接与同行业的国有企业在产品、原料、劳动力等市场中竞争，就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而言，会有与进口产品类似的负面效应。已有研究中，负面效应的证据较多(Aitken &Harrison，1999；蒋殿春、张宇，2008)，外资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为负面(路江涌，2008)。我们使用国有企业所在行业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来测量国有企业面临的外资竞争压力。

2.3行业周期因素

由于历史原因，国有企业大部分都分布于重化工业，而中国过去刚好经历了一个长达十几年的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周期，这对于国有企业自然有利，但也意味着，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特别是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有利因素可能会变成不利因素。我们主要使用两个指标来测量这一方面的因素。

重化工业：对于部分国有企业的良好绩效表现，有学者认为是其所处的重化工业在过去一些年处于黄金发展期，进而使其绩效提升（张文魁，2013）。但是，相关文献对重化工业的界定都比较模糊。我们主观上将一些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行业都界定为重化工业，并构造了重化工业虚拟变量。

产业：已有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会造成企业生产效率的变化（王德文等，2004）。实际上，统一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调整也会造成企业生产效率的变化。为了测量产业的异质性，我们引入国标2位产业代码的产业虚拟变量。

3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针对关于一段时期以来国有企业绩效改善原因的争论，本文实证考察了改革、垄断和行业周期三类因素对国有企业效率和效益两大类绩效的影响，并通过因素分解得到了三类因素影响的具体占比情况。

回归结果显示：就改革因素而言，国有股权比重低的国有企业绩效更好；中央企业比地方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更高，但财务效益无显著差异；劳动力成本低的国有企业绩效更好。就垄断因素而言，所在行业集中度高的国有企业绩效更好；垄断性国有企业绩效更好；但行业进口渗透率对国有企业绩效影响主要是不显著的；进口比例高的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更高，但财务效益没有明显差异；出口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外资竞争压力小的国有企业生产效率更高，但财务效益无显著差异。就行业周期因素而言，重化工行业的国有企业绩效更好。进一步的因素分解发现，改革、垄断和行业周期等因素对国有企业效率及财务效益的影响程度不同。以包含了企业进口的样本为例，按各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具体为：行业周期因素分别为44.45％和18.85％；垄断因素分别为7％和4.21％；改革因素分别为6.8％和19.87％。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国有股权比重对企业绩效普遍有负面效应，在保证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领域国有资本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一般竞争性领域应该以盘活国有资本存量、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为目标深化改革。在明确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大多数领域中的国有企业要完全实现公司化和股权多元化，国有上市公司要以总体上减少股权比重为方向优化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

其次，处于垄断性行业领域的国有企业不仅有较高的财务绩效，也有较高的效率绩效。我们在分析这些国有企业绩效的时候，应该全面评估其来源，到底是主要来自其垄断地位，还是由于具有某种规模经济优势，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政策。而且，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把行业改革与企业改革相结合。

再次，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对国有企业绩效有负面影响，但影响都非常小，而对外开放带来的整体国家利益很大。应该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国有企业应选择与自身优势和能力相适应的全球化实现方式，进一步提升国际化产业整合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不断提升国有企业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

最后，行业周期因素对国有企业1998—2007年的绩效表现影响非常大，这一阶段国有企业绩效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国有企业必须把创新作为提升效率和效益的根本因素，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利润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此外，要适应全球产业转移的规律，利用好“一带一路”的重大机遇，在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加大在沿线国家的投资和市场合作。

（赵昌文, 四川大学商学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李兵,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 贸易学院；李涛,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项安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