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岁末时。12月29日，作为国内金融领域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已创刊16年的《中国金融学》回到创办地——四川大学，召开第二届中国金融学博士生论坛暨《中国金融学》创刊16周年学术年会。

    据悉，本次活动由《中国金融学》编辑部与四川大学金融研究所共同主办，科技金融与数理金融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中国科技金融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成都分院共同承办。

目前，《中国金融学》由清华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合办。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场获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院研究部部长、《中国金融学》创始主编赵昌文，电子科技大学校长、《中国金融学》学术委员曾勇，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阙紫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俞乔、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等近20位教授学者，以及来自成都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政府部门、业界的嘉宾和40多位博士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学术年会现场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理解宏观政策不能只看字面

    论坛上，四川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邓富民、赵昌文分别致辞。

   近年来，包括科技金融在内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在国内形成了很大的影响。邓富民在致辞中表示，四川大学商学院的科技金融成果也广泛运用到成都市、四川省乃至全国的金融服务，助力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

   赵昌文在致辞中谈到了对宏观政策的理解。他表示，对于“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保底”这三句话，很多人仅从字面上理解是不妥的。

   赵昌文表示，“宏观政策要稳”，更多是说除了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之外，政策目标是要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或者说要稳增长。“微观政策要活”是说致力于达成的目标是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而不是微观政策本身经常变化，简单从形式主义的角度理解可能出大错。“社会政策要兜底”也是要筑牢一个安全网，让全社会的资源能够按照市场的规律顺畅流动，这样才可以有优化配置。

   参会的学术委员嘉宾主要围绕“金融对外开放、金融政策和风险防范”“金融创新发展与供给侧改革”“金融科技发展与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三个主题进行了交流。

   其中，俞乔谈到学术研究“参照体系”问题。他表示，“如果我们的研究以美国为参照体系，可能有很大的问题。”或许应该从东方历史，中国的出发点，以及全球面临的新挑战等各种可能性中寻找答案。

  此外，赵锡军针对对金融的认知，金融的边界等问题展开了讨论。阙紫康就供给侧的金融创新谈了自己的见解。曾勇针对“金融创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提到针对小微企业、科创企业融资问题，最关键的不是“高成本”，因为这些企业的风险本身就高，关键是要创造一套治理、管控的机制。

“结构性改革”或成政策主流

  上个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危机”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理论逐渐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政策依据。

  “任何一种良药时间长了肯定会有‘抗药性’，从近些年的实践可以看到，2007、2008年金融危机、‘量化宽松’后，主要国家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又普遍出现了经济下滑。”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王维安在发言中表示，实践证明，从总量、需求端解决问题，经济一定会在供给端或结构方面出现问题。

  王维安表示，如果货币政策最终宣告彻底失灵，全球经济再救不起来就可能引发一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下一个有效的政策理论是什么？

  “中国、日本、欧洲都存在人口结构、产业结构问题，中国推出的结构性改革也许会成为未来世界经济政策的主流。”王维安认为，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生事物，大家的认知开始肯定会有分歧。但2016年的G20峰会上，许多国家认识到靠长期货币“放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对于中国的理论、政策，学者们应该高度重视。实践证明，经过几十年的中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没有值得总结、值得研究的东西呢？

   王维安表示：“国内的理论研究已大大落后于实践，而实践始终走在理论的前面，实践才是最丰富的，我们应该沿着实践的改变，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认知。”

   此外，赵昌文在最后的总结中，针对欧洲、日本融资需求下降提出了两个问题。从需求侧思维看，企业不贷款意味着资金没有需求，这种下降是不是趋势性的？从供给侧思维看，当资金的需求出现变化时，资金的供给者在哪里？商业银行的未来在哪里？过去50年，银行业机构逐渐在全球上市公司前十强的排名中退出，在2018年和2019年的排名中，整个金融业就剩两家，其余基本都是微软、腾讯、Facebook、谷歌、阿里等平台企业。

   赵昌文认为，作为开放式体系，平台企业价值创造的原理与传统管道企业不同。平台实现的是网络经济，价值创造的来源除内部资产外，很大程度上是外部连接性，只要外部有连接性，其扩张就不会停。

（转自：每日经济新闻）